韩震

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的主题为“古典文明与现代世界”，这个主题把关于遥远过去的认识与我们正在经历的时代联系起来。正如习近平主席在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的贺信中指出的，古典文明群星璀璨，不断滋养和启迪后世。人类是一种历史性存在，古典学的研究对象不仅仅是过去的东西，而且也是在一定程度或以某种方式延续到今天的存在。古典学研究的过去人们的经历、追求、困惑、希望与期冀，以新的方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在现代社会重演。古典学蕴含的意义，仍然能够唤起现代人的共鸣。正因如此，这些古代资料才一代代延续下来，成为历代学者持续研究的对象。现代社会是古典社会演化至今的产物，而现代人是古典时代人类的延续。人们常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因此，古典与现代之间肯定有某种共同性，这种共同性是现代仍然对古典感兴趣的原因；现代与古典之间的共同性就是建立在二者都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基础之上的，古典学与现代研究都是关于人类生活实践经验的思考、体悟和总结。由于历史的进步和条件的变化，现代人面对的世界和挑战，又与古典时代有差异。这种差异性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对古典的研究兴趣，古典学让人们对人类适应世界各种挑战的能力和广度感到惊叹，对人类文明发展路径的多样性感到震惊。各种古典文明的文化成就和思想智慧，不仅丰富着人类文明宝库，而且对现代社会仍然有借鉴作用，为现代文明的进步提供多种多样的养分。古典学研究的对象不仅能够引起现代人的共鸣，而且因为古典学研究的对象是人类文明奠基阶段人们的所思所想、所言所行，因此往往成为本源性的基础和规范。这些本源性的基础和规范，仍然以某种方式引导着我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

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积极致力于推动文明传承发展，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全球文明对话，注重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愿同各方一道，践行全球文明倡议，携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中华文明是具有包容性的文明，自文明开启的曙光期，先民们就在相互交流、借鉴和融合中不断扩展自己的文明视野，丰富着自己的文明内涵，壮大着自己的文明实力。春秋战国时期的“胡服骑射”，证明了中原农耕文明对游牧文明成果的吸收；“丝绸之路”证明了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交往交流交融的兴趣和热情，盛唐时期的长安是那个时代的国际大都市；佛教、景教、伊斯兰教的传入，证明了中国人在思想信仰方面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公正的、基于历史事实的古典学，必然得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特征的结论。

尽管古典学在近代以来的发展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对各种不同文明的看法却被西方中心论的观念干扰和扭曲。实际上，伴随着西欧或大西洋文明的崛起，欧洲的古典学者对整个古典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们在作出很多贡献的同时，也将自身的偏见植入了古典学的理论与方法之中。例如，欧洲人把中国看成“停滞的帝国”，似乎中国的历史就是同样状态的复制过程；把印度看作热带气候塑造的缺乏能动性的文明，因为热带的人具有“奴性”。尤其是欧洲古典学通过遮蔽古希腊与西亚北非的直接关联性，夸大古希腊罗马文明与西亚北非和其他地中海文明的差异性，凸显古希腊罗马文明与西欧、北欧之间的关联性，构建了从古希腊罗马到现在大西洋文明之间的连续性、一致性叙事话语。这种叙事话语经过几代古典学者的不断阐释、累积，最终在黑格尔哲学体系中获得了其理论的哲学表达，即把欧洲近代以来发展起来的现代性特质作为从古希腊罗马到现代欧洲的某种固有的“欧洲特性”，从而把“东方”与“专制”“奴性”“迷信”，把“西方”与“自由”“理性”等特征联系起来。由此，欧洲人在崇尚古希腊的时候，却忽视如柏拉图、毕达哥拉斯等人认为自己曾经向埃及等地的人学习哲学的说辞。欧洲古典学由此构建起“我们欧洲人”与“他们非欧洲人”的区别，这个区分不仅仅将欧洲与非欧洲二元对立起来，而且对欧洲与其他文明的差异性赋予了某种蕴含着价值判断和权力关系的内涵：文明与愚昧、科学与迷信、自由与奴性、民主与专制，进而就是普遍性与特殊性、一与多的对立。另外，“中世纪”概念和“古典文明的复兴”的说辞，掩盖了西欧在历史上与其他文明相比较的粗陋，同时建构了古典文明—中世纪—现代文明三段式的叙事结构。欧洲人的叙事结构，不仅让西方人确立了文化上的霸权，同时也在思想上驯化了非西方人的精神世界，其他文化背景的学者往往无意识地依照西方古典学的框架研究古典学。这种古典学的逻辑是为了证明真正具有普遍性的文明就是起源于欧洲的西方文明，真正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观就是西方的价值观，真正的现代化只能是西方式的现代化。欧洲中心论由此发展成为西方中心论。

在进行古典学研究时，如果不打破西方中心论的研究框架，那么我们很可能依然按照西方古典学的逻辑再生产具有西方中心论的学术产品，而不能实事求是地研究多姿多彩的各种古典文明，反而会有意无意地扭曲不同文明之间交流互鉴的关系。因此，我们必须摆脱西方古典文明叙事的羁绊。

要摆脱西方古典学叙事羁绊，一是要破除“西与东”关系中“一与多”“普遍与特殊”的逻辑。我们一方面要确证“西”也是“多”，而不是具有普遍性的“一”；另一方面要确证西方也是“多”中之一，是作为特殊性的“之一”，而不是与“多”对立的唯一的“一”。二是要破除“西与东”中蕴含的所谓“高与低”区别的逻辑。在时间维度上，古代东方发展水平远远高于西方；近代西方的领先只是一个历史阶段现象；未来的历史仍然是开放的，没有谁高谁低的问题，更加重要的是文明之间要交流互鉴、相互激荡、携手共进。三是我们自身要在尊重特殊性、多样性的基础上，逐渐从过往讲“特色”“特殊性”为主转向讲“共同性”“普遍性”为主。在一定阶段讲“特色”，是为了在强势文化面前寻找自身存在的理由，但这只是暂时的阶段性解决办法，因为只有“普遍性”才具有话语的真理力量。在古典学研究中，中国古典学应该有自身的学术主张和立场。我们应该推出建立在史实研究基础上的系统性古典学立场和观点，不能按照西方古典学的逻辑进行某些局部的研究，而应该跳出西方古典学的研究范式，建立古典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在新时代，中国学者要担负起古典学研究的使命，为促进文明传承发展、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哲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