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建群

习近平文化思想第一次全面系统地回答了在新时代建设什么样的文化和怎样建设文化的重大问题，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光辉典范，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标志着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在阐明一系列事关党的前途命运、国家长治久安、民族兴旺昌盛的重大创新观点过程中，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破与立的辩证统一，守正创新、破立并举，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历史性地开拓了当代中国文化思维的新高度，明确了文化道路的新使命，擘画了文化格局的新图景，开辟了文化建构的新境界，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

确立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必由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文化自信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

所谓“古今中西之争”，表面上是古与今、中与外、东与西孰为体、孰为用的思想理论问题，但实质上是事关“中国向何处去”的“道路之争”，也即文化主体性之争。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把握文化发展的历史规律，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历史主动，创造性地提出“两个结合”，打开了新时代中国文化自立的创新空间，找到了夯实中华民族文化自信之基的最大法宝，开辟了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两个结合”融通了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马克思主义因此结合而具有了更加鲜明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此结合而实现了古老文明的生命更新、现代转型。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极大地充实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原创性文化贡献和标志性文化成果。“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这种世界范围内全新的文化形态从其生成逻辑上根本性地超越了传统与现代、本土与世界、自我与他者等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文化范式窠臼，以革故鼎新、辉光日新的蓬勃新姿茹古涵今、汇通中外，辩证取舍、推陈出新，实现了对“古今中西之争”的创造性解决，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了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文化力量，赋予了中华民族旧邦新命的超越气象。

确立坚持和巩固党的文化领导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我们要战胜前进道路上一切风险挑战、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必须始终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

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国际格局“东升西降”趋势明显，但国际舆论“西强我弱”态势未有根本转变，一些西方国家利用其传播霸权、文化霸权千方百计妄图在意识形态领域打开缺口，人为遏制甚至打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国内极少数人蓄意制造杂音噪音，激化焦虑情绪，鼓动恐慌不满，传播错误思潮，否定现行制度，自觉不自觉地充当境外极端反华势力的“带路党”。

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把握“两个大局”的双重现实语境及其互动关系，洞察时代发展大势，从对新时代文化地位作用的深刻认识出发，以深邃的战略眼光提出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这一核心命题，系统阐明了什么是党的文化领导权、为什么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怎样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为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文化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新征程上，主动破解文化领域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各种风险挑战，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文化，关键在于坚持和巩固党的文化领导权。坚持和巩固党的文化领导权，必须紧紧抓住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坚持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四个着力点，在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基础上，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声音、吸纳时代精华，以新思路、新话语、新机制、新形式创造出更多跨越时空、富有恒久魅力的文化成果。

确立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人的本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人，本质上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

什么是人？人的本质是什么？这是一个古老的、带有根本性质的哲学命题。西方哲学对这一命题的理解和回答，历经了人是自然实体、人是理性实体、人是感性实体等多个阶段。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也是从对人的科学理解开始的，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全部学说的主题，也是马克思主义追求的最高价值。马克思主义人学是理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和前提。马克思以人的发展状况为标准，将人类社会分为三种社会形式。人的依赖关系，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

所谓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社会形式，就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社会。马克思深刻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因其固有的根本矛盾导致人的异化、物化，从而出现商品、货币、资本三大物质崇拜，由此实现了抽象人性论向社会关系批判的历史转向，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人学真正成为科学。这三大物质崇拜使人们盲目、过度追求和崇拜商品、货币和资本，它颠倒了人与物的关系，使物获得了对人的控制权，而在此过程中，人的劳动、创造以及社会交往等也被异化为与人自身相对立的外在的，甚至是压迫性的力量。“人已经不再是人的奴隶，而变成了物的奴隶。”

习近平文化思想忠实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人学的科学论断，广泛鉴取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葛兰西、卢卡奇、马尔库塞等对资本主义文化批判的合理内容，旗帜鲜明提出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最终目的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习近平文化思想确立了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人的本质，规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最终价值目标。“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就是马克思所描述的第三种社会形式，也是中国式现代化所奔赴的光明未来。

费尔巴哈曾说：“只有人化了的哲学才是真正的哲学。”习近平文化思想正是当代中国人化了的哲学，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是毫无疑义的真正的哲学。

确立当代中国新的文化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开创了世界历史，西方资产阶级作为一种历史性力量登上世界舞台，用廉价商品和坚船利炮迫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催生了“西方中心论”。“西方中心论”把西方世界看作“主体”，把非西方世界看作“客体”，强调“主体改造客体”。这种我优你劣、我高你低、主客二分的文明观无力解释因西方主导的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导致的民族国家间的矛盾冲突，由是又自然地从其自身孕育出“文明冲突论”。“文明冲突论”认为文化的差异一定程度上决定民族国家间的敌友关系，西方文明不可避免地将受到其他文明特别是中华文明的威胁、挑战和对抗。

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文明差异不应该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坚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倡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这些重要论述解构了西方中心论、文明冲突论的迷思陋见，揭示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彰显了我们党担负当代中国新的文化使命、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担当。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当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将其中蕴含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运用到各学科之中，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要求，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不断巩固新时代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做到方向明、主义真、学问高、德行正，在自觉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中拿出真本领、取得好成果。

（作者系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