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白乐  刘雨微

今年是《巴黎协定》达成10周年，也是提交新一轮国家自主贡献的重要节点，全球气候治理进入关键阶段。在2025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发表视频致辞，宣布中国新一轮国家自主贡献，强调各方应积极行动起来，推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守护好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为解读《巴黎协定》达成10周年的深远意义，以及中国新一轮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对全球气候治理的意义，本报记者采访了多国长期致力于中国议题研究的国内外学者。学者一致表示，中国始终是绿色发展的行动派与贡献者。作为“全球南方”一员，中国向世界传达出持续深化南南气候合作的愿景。

解读新一轮国家自主贡献目标

中国新一轮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内容涉及减排目标、能源结构、产业变革、生态建设，深深吸引了国际社会的目光。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中国在气候治理方面取得的成就给予高度评价。他表示，中国提前6年完成了2030年风电和太阳能目标。外界认为，中国的减排轨迹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巴黎协定》的目标能否实现。

据《印度斯坦时报》9月26日报道，印度智库“科学与环境中心”气候变化项目主管阿万蒂卡·戈斯瓦米（Avantika Goswami）提出，中国新一轮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传递出与国际社会共同强化气候行动的明确意愿。在美国仍深陷化石燃料路径依赖的背景下，中国能源转型路径将塑造未来几十年的全球能源格局。近年来，中国在国内外持续扩大的低碳技术实际投资，已对全球减排进程产生深远推动作用。

英国能源智库Ember高级政策分析师杨木易（Muyi Yang）评论称，中国宣布新一轮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标志着中国能源转型取得重要进展。中国能源转型正步入“深水区”——在全国碳排放即将达峰的历史性节点，政府必须作出多项政策抉择。他提出，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彰显了中国持续推进脱碳的决心。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Simon Stiell）表示，中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提供清洁、可靠且可负担的能源。这一系列能源目标将在全球层面产生外溢效应。他特别提出，这种跨越国界的推动力，正是实现全球清洁能源部署跃升式发展所不可或缺的关键要素。他肯定了中国在实现气候与能源目标方面的成就，并对中国承诺的“力争做得更好”表示赞赏。

常州大学拉丁美洲研究中心副主任、墨西哥韦拉克鲁斯大学“中国—韦拉克鲁斯”研究中心研究员斯蒂文·索特雷（Esteban Zottele）表示，以中国宣布新一轮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为契机，全球气候治理进程迈入新阶段。相关目标与《巴黎协定》的全球温升控制目标深度对接，展现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坚定担当。其中，关于全经济范围温室气体净排放量比峰值下降7%—10%、非化石能源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达到30%以上，风电和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2020年的6倍以上、力争达到36亿千瓦，森林蓄积量达到240亿立方米以上等具体指标，清晰勾勒出中国向绿色低碳发展模式转型的意愿。

“中国正在为全球气候治理绘制新蓝图。这一战略立足国内与国际两大支柱：对内加速绿色低碳转型，夯实国家自主贡献目标的实施路径；对外通过南南合作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绿色技术共享与低碳基础设施融资。”索特雷感叹道，开放的国际环境是滋养合作的土壤，保障了绿色技术的顺畅流动与气候资金的高效配置，并能有效识别和防范“洗绿”风险，确保各方努力的真实可信。绿色多边主义——各国依托国际框架协同推进气候与生态议程——正是构建一个更加公平、高效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核心所在。

“中国公布了新一轮国家自主贡献目标。这不仅体现了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坚定支持，更有助于提振全球气候治理信心，为即将于2025年11月在巴西贝伦召开的第30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30）提供支撑。”埃及贝尼苏韦夫大学政治与经济学院政治学副教授、亚洲事务专家娜迪娅·希勒米（Nadia Helmy）对本报记者称，作为COP30的重要参与方，中国正积极牵头制定切实可行的气候行动方案。中国展现的务实行动力与协作精神，有望推动此次大会凝聚更广泛共识。

希勒米补充道，中国始终是“真正的多边主义”的践行者，坚定秉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中国已将全面落实《巴黎协定》融入国家行动与全球治理议程，确保其核心要义得到充分贯彻。2020年，中国正式提出“双碳”目标，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彰显出其绿色转型的战略决心。

缩小气候治理南北差距

发达国家对气候变化负有历史责任，应该率先承担大幅减排义务，但现实中并非如此。“充分尊重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通过全球绿色转型缩小而不是扩大南北差距”“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发达国家应当落实率先减排义务，给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资金和技术支持”等议题，成为2025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的讨论焦点。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美籍教授约瑟夫·马奥尼（Josef Mahoney）从世界历史的视角剖析道，在过去几个世纪里，发达国家通过环境剥削实现了自身发展。这种掠夺性发展建立在对发展中国家的多重剥削之上，包括资源掠夺、土地侵占，甚至将高污染产业迁至发展中国家。如今，部分发达国家对气候变化漠不关心，而那些声称重视气候问题的国家，却常以发展援助（包括昂贵的援助形式）和产品市场准入为筹码，迫使发展中国家接受绿色经济转型。

马奥尼进一步提出，由于地理条件、发展阶段与历史遗留等带来的不平等性，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中面临不成比例的风险，而长期偏袒发达国家的国际秩序加剧了这种失衡。应对气候变化关乎发展中国家的切身利益——若未能有效行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落后国家将承受更严峻的代价与风险。与此同时，一些发达国家拒绝为历史遗留的碳排放优势或工业化进程中的环境代价买单。

索特雷认为，为缩小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南北差距，发达国家亟须将历史承诺转化为切实行动。这要求其不仅制定与《巴黎协定》1.5℃温控目标相契合的减排路径，更须提供实质性支持。有效的支持应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推动成熟低碳技术的系统化转移，二是在发展中国家落地一批具有示范效应的可再生能源项目。气候正义不仅是一种伦理诉求，更是构建公平合理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守护人类共同宜居未来的根本前提。

“要弥合气候治理上的鸿沟，发达国家必须切实承担历史责任，通过资金支持与技术转移，助力‘全球南方’国家实现绿色经济转型。这既是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遵循，也是推动全球迈向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希勒米说。

“中国坚决反对这种不公。”马奥尼补充道，中国主张各国推进绿色转型，但更强调发达国家应为纠正历史错误承担更大责任，同时理解发展中国家因发展水平差异，在制定全球气候政策时需要更多灵活性。

个别国家逆流而动现象仍存

纵观当今全球气候治理领域，中国声音愈发响亮。然而，个别国家逆流而动的现象仍然存在。在《巴黎协定》达成的10年内，美国两次“退群”，欧盟抱持“双重标准和选择性失明”，在自身气候目标上行动迟缓。

谈及此，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毛维准表示，不仅是在气候变化领域，全球其他治理领域也呈现出令人失望的状况。一方面，有的国家以行动和结果为导向积极前行，与此同时，有的国家却在指指点点甚至扯后腿。美国政府赤裸裸地抛弃气候变化责任，欧盟不少官员完全是戴着有色眼镜在走“回头路”，却还以为自己行走在正确轨道上。

“气候变化领域的这种拉扯，也反映出当前全球治理体系的僵局。”毛维准观察到，在技术化和政治化之间，政治化容易占上风，扭曲技术逻辑，影响全球治理效能。“日久见人心，我相信中国在全球治理和气候变化领域中的投入与付出、行动和效果，能够扭转少数国家持有的政治偏见。”

毛维准分析道，全球气候治理是人类社会的一项“共同事业”。总结近30年参与全球治理特别是气候变化治理的历程，中国一直通过自身积极贡献推动全球发展。国际社会需要共同努力，气候变化治理体系中要增加一定的承诺监督、执行和惩罚机制。

正处于新能源时代的黎明

世界正处在新能源时代的黎明，我们必须抓住这一机遇。中国承诺，到2035年，新能源汽车成为新销售车辆的主流，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主要高排放行业，气候适应型社会基本建成。

作为中国“新三样”产品的代表，中国的新能源汽车畅销欧洲，受到国际市场的欢迎。索特雷表示，中国新能源汽车在欧洲市场的蓬勃发展，不仅重塑着全球交通减排的路径，也为各国落实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注入了实质性动力。凭借优质且价格合理的产品，中国正推动欧洲加速淘汰传统燃油车，验证了电动出行在大众市场的商业可行性，并激发了全球产业链的创新竞争与协同进化。值得注意的是，规模化效应正不断降低绿色技术的普及门槛，让低碳转型惠及更广泛的消费者。

索特雷补充道，新能源汽车这一由南向北的技术流动新范式，突破了传统技术转移的路径依赖，彰显了全球气候合作中双向赋能的可能性。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出海实践，生动诠释了气候治理与绿色增长并非零和博弈，它既为《巴黎协定》的落实提供了可复制的解决方案，也为全球可持续发展开辟了兼具减排效益与经济活力的新航道。

索特雷进一步谈道，中国对全球气候合作的高度重视，凸显出构建一个有利、开放的国际环境已成为多边气候治理的基石。中国以坚定的履约意志向国际社会传递出积极信号，将带动更多国家深化气候行动，共同汇聚起更具雄心的全球合力。

“中国正在以务实举措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有力支持，共同构建公平、包容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面对日益严峻复杂的气候挑战，国际社会应坚决抵制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倾向，强化在可再生能源与绿色技术领域的协作。唯有如此，才能确保绿色发展成果真正惠及所有国家。”希勒米如此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