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杰

素人写作、新农民写作、新工人写作……在全媒体深度渗透、跨媒介文艺蓬勃兴起、文化格局深刻转型的当代语境中，当下写作主体正从专业化、职业化的作家向“素人写作”、跨界创作者等更为广泛的社会群体延伸。面对蓬勃发展的文学现象，传统的纯文学观念在解释当下纷繁复杂的文学现实时日益显露出理论阐释的局限性。 

近年来，文学研究领域出现了一个理论动向——“大文学观”的提出与讨论。这一理论范畴的生成，根植于全媒体时代文学形态的深刻变革与新大众文艺的蓬勃兴起。大文学观的提出与深化，标志着文学研究进入范式转型的新阶段。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多位学者，他们认为，当前大文学观激发文学研究重新审视文学的本体、边界与功能，为文学批评注入新的学术活力。

重绘文学研究地图

大文学观的提出，是对当代文学现实处境的深切回应。要理解这一理论范畴的生成逻辑，需要回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纯文学观念的历史建构及其后续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徐刚坦言，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纯文学观，宣扬“怎么写”比“写什么”更重要的观念，以及文学应该走向自身，即所谓的“向内转”。这固然为中国现代文学补上了文学的现代性这一课，但从整个文学史来看，纯文学观念需要对后来“文学失去轰动效应”、逐渐失去与现实的密切联系，负有一定的历史责任。 

如果说纯文学观念的固守构成大文学观生成的内部动因，那么媒介变革的浪潮则为其提供了更为宏阔的历史坐标。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周志强将大文学观置于媒介变迁史中加以审视。他认为，20世纪90年代后，大众媒介的迅猛发展深刻改变了文学的生产、传播与接受格局，通俗文学迅速占据市场。在此语境下，大文学观试图跳出传统文学研究的封闭格局，将文学的新兴形态有效纳入文学发展的整体框架。 

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全媒体时代的到来究竟如何重构了文学生产的基本方式？这一问题的回答关乎大文学观的理论生成逻辑。安徽省作协副主席、安庆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江飞强调，文学不再是局限于自身的艺术样式，文学性随着技术媒介和消费社会的升级、文本的商业价值和社会影响力的提升而逐步蔓延开来，曾经的“小文学”成为“大文学”，这构成全媒体时代文学生产的一种典型现象。“大文学观”的提出正是对这种现象的理论回应，与之相应，文学研究必然走向跨学科研究，关注文学与社会、经济、媒体以及与多元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 

事实上，大文学观的提出既有文学研究的内部需求，又有时代与社会文化发展的外部原因。恰如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晓琴所言，当一个时代的文学边界已经不那么清晰，写作者的界限也变得不那么绝对，必须突破研究纯文学，让文学研究实现跨学科融合转型，重绘一个国家的文学地图，直面现实与时代。与传统文学观相比，大文学观最大的特点是文学研究的整体化、系统化，以期使文学研究在数字时代拥有学术生命力。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张丽军提到，大文学观的提出并非源于单一因素，而是时代文化与文学自身发展共同作用的结果。大文学观的形成包含了时代文化的跨学科研究趋势以及文学研究内在诉求，文学需要在互动与交融中呈现研究的新面貌，社会现实与文化发展共同决定着大文学观的演进路径。 

坚守精神操守与人文品格

大文学观的提出，在拓展文学研究视野的同时，也必然引发关于学科边界的理论争鸣。有学者担忧，拓展文学研究的范畴与视角是否会导致文学研究的核心失落，进而泛化为一般的文化研究？这一忧虑背后，隐含着对“文学性”的执着坚守，也折射出传统文学研究范式在面对新的现实时所产生的理论焦虑。 

大文学观是否会导致文学研究泛化为文化研究？徐刚认为，文学从来都与更广大的文化密切相关，只有让文学重新复归为一种与现实密切关联的“大”、与社会发展文化创造息息相关的“大”，而非封闭的、僵化的、画地为牢的、与普通人的生活日渐无关的“小”，文学才是有价值、有意义的。 

从历史演进的视角来看，所谓“纯文学”是中国文学现代性进程中的阶段性建构，而非一以贯之的本质规定。江飞认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文学”始终是一个动态概念。今日“大文学观”之所以产生，正在于文学自觉突破了自身的边界，向文化突围、向社会扩容、向生活学习、向大众靠拢，这是文学的时代性和生命力的体现。大文学观主张拓展文学研究的范畴和研究视角，恰恰是尊重文学的应时而变，并不会改变“文学”作为文学研究的核心地位，而文化研究方法的借用，反而更恰当地揭示出“作为文化的文学”的开放包容和文化价值。 

在周志强看来，大文学观延续并倡导经典文学所承载的价值理念、审美范式与典雅形态，主张在时代语境中坚守千百年来文学所积淀的精神操守与人文品格。同时，大文学观致力于推动文学与各类媒介文艺及新兴文艺形态的深度融合，通过调整文学理念、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方法，使大众文艺所依托的新型媒介形态得以被有效纳入文学发展的整体框架。张晓琴认为，拓宽文学研究视野不是放弃文学研究本身。在某种程度上，文学研究的边界可能会模糊，但不会消失。换个角度考虑，所谓文学研究的边界也是相对的，文学研究中的一些理论与方法也借鉴了其他学科与领域，但其核心并未消失。 

张丽军表示，文学观研究在拓展历史维度、文化维度与哲学维度的同时，仍需坚持以文学研究为内核，聚焦于审美的、语言的、文化的，并以“人”为主体的思考。此外，大文学观亦需回应人工智能时代所带来的新历史背景——“人何以成为人”“人的主体性如何建构”等问题。唯有积极回应时代命题，文学方能保持强大的生命力。这既是文学研究自身的需求，也构成其对历史与现实的回应，成为大文学观研究的内核与价值所在。

开辟新的学术增长点

大文学观的提出，不仅是对文学研究范式的重新审视，更意味着文学批评方法论的重构与再定位。作为一种理论视野，它能否为文学批评注入新的学术活力？能否在跨学科交融的时代语境中开辟出新的研究空间？这些问题的答案，关乎大文学观的学术生命力及其未来走向。 

从认识论层面而言，大文学观提供了一种反思性的理论视野与方法论启示。周志强认为，大文学观具备激发多元学术增长点的潜能：重新认识中国文学的叙事传统与价值谱系、重新审视文学与媒介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重新思考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功能与当代定位、重新追问未来文学的演进方向与存在方式。在他看来，大文学观所提供的是一种基本的问题意识与窗口式的理论视野——正如打开一扇新的窗户，使学界得以从全新的视角审视既有的文学现象。 

江飞提出，大文学观启示我们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不能故步自封，而要因时而变，因文学之变而变。在研究维度与思路上，要关注文学的他律性，要打破文学文本的封闭性。要关注文本的互文性和意义生成的复杂性，构建新的批评标准与批评话语，对变化了的文学生产、传播和消费路径要有新的理解、阐释与评价。在研究方法上，以文学研究方法为基础，借鉴运用文化研究方法，把文本细读与文化分析结合起来，由“小”见“大”，由“文学”见“文化”、见“时代”。 

张晓琴提出，一方面，大文学观关注新的大众写作群体，这让新大众文艺的深入研究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大文学观关注文学与科技、媒介变化的关系，让文学研究变得更加开阔，为拓展文学研究的新空间提供了某种启示。 

更为重要的是，大文学观的提出为文学批评注入了价值论的深层维度。徐刚表示，文学批评的最终意义在于承担文化使命、参与文化创造。也正是在文化使命的意义上，我们需要认真审视批评的主体问题。应该站在什么立场上批评？我们要通过文学批评达成一个什么样的文化愿景？这也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批评与自我认同的关系、批评与叙事主权的关系、批评与世界视野的关系、批评与公共生活的关系，乃至与更宽泛意义上的文化领导权的关系。 

展望未来，大文学观的学术生命力更在于在历史纵深与现实关联之间建立起有机统一。张丽军强调，大文学观的提出，让我们能够以更为自觉的姿态推进相关研究，赋予研究以新的活力与视域，进而拓展研究的整体性、现实性与未来性。大文学观的未来学术发展路径应向历史纵深掘进，与现实建立更为紧密的关联，并保持对未来的关注。 

江飞认为，要系统梳理和构建大文学观研究的社会文化语境和理论内涵，要将其与“新时代文艺”“新大众文艺”等当下文艺新话语与文艺创作新实践密切关联，避免走向空洞无物、理论空转。在关注文学整体性之“大”的同时，一定要聚焦文学个体性之“小”，避免大而化之的简化与遮蔽，真正推动大文学观在未来发展中保持学术生命力，推动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健康有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