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赵徐州  朱羿  李永杰

当前，全党正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哲学社会科学界作为此次学习教育的重点领域之一，长期存在的科研成果重数量轻质量等科研偏差现象，也被置于“政绩观”的聚光灯下接受学习洗礼。

“我们不是普通的知识分子，而是肩负着理论思想使命、服务国家战略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甘肃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罗哲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直言，“政绩观的偏差，归根结底是党性的弱化、虚化、淡化。哲学社会科学界的科研观偏差亦是如此”。这句话道出了当前社科界关于政绩观与科研观深刻自我审视的锚点。

社科领域政绩观的“三重三轻”

在广东财经大学科研部部长王方方看来，当前社科领域的政绩观偏差，可以用三个“重与轻”来概括：重短期立项轻长期深耕、重数量指标轻质量贡献、重个人出彩轻团队协同。

这个判断不是危言耸听。一位地方高校的青年教师向记者讲述了他的“生存法则”：“每年必须发两篇C刊，否则考核不合格。为了凑数，只能把一个小问题拆成几篇文章，做‘短平快’的题目，根本不敢碰那些需要三五年才能出成果的基础理论研究。”

这正是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何虎生所批评的“碎片化”研究。他认为，部分学者为出成果快，选择易成文的小题目，“缺乏思想深度”；而在应用研究领域，则表现为“教条化”“脱离实际”——生搬硬套国外理论、堆砌数据模型，忽视本土实际，导致成果“好看不好用”。

更隐蔽的问题在于“悬浮化”。一位长期从事农村问题研究的学者坦言：“有些政策研究报告，数据模型做得漂亮，结论却与基层干部的日常感受完全脱节。”

这种“三重三轻”的偏差，在科研评价体系中被不断放大。论文数量、项目级别、获奖情况成为硬指标，学术创造异化为“分数比赛”。有学者调侃：“现在不是在做学问，而是在开论文工厂。”

“问题的根源既在于研究者个人认知的偏差，也与评价体系导向、科研管理机制不完善密切相关。”东北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庞立生的分析，指向了一个评价困境。在现行评价体系下，一位年轻学者如果选择做一项需要十年积累的基础研究，很可能在中期考核时就面临“非升即走”的压力。相反，如果紧跟热点、快速产出，即使缺乏原创性，也能在短期内积累足够的“业绩”。

这种“激励错位”并非偶然。多位受访学者提出，科研管理存在明显的“短视化”倾向——高校需要快速提升排名，学科需要完成考核指标，个人需要保住饭碗。各方理性选择的结果，就是整个系统陷入“急功近利”的困境。

一个典型案例是项目申报。某高校教师透露，每年国家社科基金申报季，各高校都会组织“动员会”，要求“应报尽报”。“有的老师今年刚结项，明年就必须报新的，根本没有留出深入思考的时间。大家都在追热点，‘数字经济’火了，课题就一窝蜂报数字经济，‘共同富裕’热了，课题就涌入共同富裕。”这种跟风研究，被庞立生批评为“主体性、原创性缺失”。他说，部分研究者重模仿轻原创，评价过度看重期刊等级等表面因素，导致研究同质化严重。

更令人担忧的是学术不端。近年来，多起论文造假、抄袭剽窃事件被曝光，暴露出“重发表轻研究、重结果轻过程”的深层问题。“当科研变成一种纯粹的利益竞争，学术诚信就成了一种奢侈品。”一位学术期刊编辑感慨。

党性是政绩观的“总开关”

面对这些不良学风乱象，此次学习教育给出了一个根本性的判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

罗哲对此深有感触：“政绩观的偏差，是理想信念的总开关松动了。”在他看来，社科工作者必须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作为首要任务，把研究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最大课题。“若摆不正这个位置，就是胸无全局，不仅丢了自己的责任田，也丢了最具价值、最值得研究的课题。”罗哲说。

吉林大学常务副校长蔡立东阐述了正确政绩观的内涵。他认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实践导向性，要求研究者从自发的“学术从业者”转变为自觉的“时代的思想者与行动者”。“政绩观是‘魂’，提供‘为谁做、为何做’学问的价值前提；科研观是‘体’，给出‘做什么、怎么做’学问的实践路径。”

在这个框架下，社科研究的“政绩”被重新定义：一是对人类认知边界的拓展，二是回应现实需求的实践对策，三是引领社会发展的价值涵育。“政绩为谁而树？人民至上。”蔡立东强调，要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的痛点难点问题，以真功夫深耕研究。这意味着，一项研究是否算“政绩”，不能只看发表了多少论文、拿了多少项目，而要看它是否拓展了认知边界、破解了真实问题、提供了价值指引。

在正确政绩观视角下，“显绩”与“潜绩”的统筹兼顾成为关键命题。何虎生解释，“显绩”是短期内服务决策、回应热点的应用成果，“潜绩”则是体系建构、学术积累等长周期基础性工作。二者辩证统一——缺乏“潜绩”，应用研究就会失去原创性概念与理论的支撑；忽视“显绩”，理论研究就会脱离实际。

但在现实中，“显绩”往往更受青睐。一位高校科研管理者坦言：“大家要看政绩，短期能出什么‘潜绩’？当然是多发表论文、多拿项目更立竿见影。”这种“任期焦虑”在高校中普遍存在。有学者提出，目前的科研管理存在“运动式”倾向——今天一个“重大攻关”，明天一个“创新平台”，项目多、“帽子”多、评比多，真正留给学者静心研究的时间却被严重挤压。

蔡立东对此有清醒认识：“哲学社会科学的结论，绝非惊鸿一瞥之功，而一定是苦心孤诣、长期求索的结果。比如，啃原始文献需条分缕析、钩沉爬梳；田野调查需与访谈对象共情沟通、建立信任；大数据分析需反复检验数据、修正模型；学术表达需反复推敲、细致打磨。”

“唯有耐得住‘板凳甘坐十年冷’的寂寞，坚守长期主义修得真功夫，才能产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真政绩’。”蔡立东说。

贡献社科研究“真政绩”

如何将正确政绩观从“价值倡导”落地为“制度安排”？各地高校和科研单位正在进行探索。

武汉大学将“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作为学习教育的核心主题。校领导班子成员带头深入学生社区和宿舍，与师生面对面交流。针对驻外科研机构，明确要求摒弃“重显绩、轻潜绩”的偏差；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把人民至上理念贯穿教学科研全过程；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将政绩观建设纳入考核评价体系。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的做法颇具地方特色。罗哲介绍，该院引导科研工作者深入陇原基层、田间地头获取第一手资料。“党委政府用得上、基层群众有感觉”，成为检验政绩的试金石。该院坚持“开门搞活动”——查摆问题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整改整治主动接受群众监督，成效好坏由群众评判。“用群众不断增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检验政绩的成色。”罗哲说。

广东财经大学则在制度层面进行了更系统的改革。一方面，以修订《学术期刊分类等级目录》为抓手，确立“质量优先、服务长远”的导向，大幅提升A类权威期刊数量，树立中文顶尖成果标杆。另一方面，设立特色类别，认可服务大湾区战略的成果，从制度上否定“唯数量”倾向。

针对青年教师“申报无门”问题，该校推行国家级项目申报“一对一”师徒制，由资深教授全程辅导。同时，改革科研平台运行机制，赋予部分平台在团队组建、资源调配方面的更大自主权，变“挂牌平台”为“攻坚堡垒”。

王方方告诉记者，这些举措已初见成效，比如“师徒制”显著提升了青年教师申报国家级项目的信心与质量；平台做实改革后，不仅凝聚了跨学科团队，还直接承接了多项地方政府重大委托课题。

然而，个案的成功并不能掩盖系统性的困境。要真正培育社科研究的“潜绩”，需要更深层次的制度变革。

王方方提出三方面建议。一是建立“增量评价”与“长周期支持”机制。探索实施“格次赋分法”，重点评价年度新增高质量成果。设立专项基金，对从事基础理论、冷门绝学研究的团队给予5—10年的长周期、稳定性经费支持。二是强化学术治理，保障“潜心治学”的自主空间。在职称评定、人才选拔中，对从事基础理论研究的学者建立同行专家“代表作”评议机制，尊重学术规律，避免行政化、短视化干预。三是营造“鼓励探索、宽容失败”的生态文化。对于探索性强、风险高的基础理论研究项目，即使未达到预期目标，积累的经验也应予以认可。

罗哲表示，培育“潜绩”需立足区域发展实际。“既要解决好当前的‘急难愁盼’，也要处理好历史遗留问题，更要多做打基础、利长远的事。”他说，要以百姓的“口碑”检验政绩的“丰碑”，把群众“满意度”当作衡量工作的最高标准。

庞立生认为，科学精神的孕育需要环境条件的支撑。“要让科学精神有自己的从容栖息之处，就需要创造‘安心研究、专心研究、热心研究、舒心研究’的环境条件。”他特别强调，要改革和完善科研评价机制，坚持“分类评价，突出特色；多元评价，尊重差异；强调贡献，鼓励协作”。

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社科领域净化科研生态提供了重要契机。受访学者普遍认为，这不仅是作风建设的契机，更是价值重塑的契机。蔡立东提到，要“将个人学术探索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紧密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揭示中国式现代化的底层逻辑”。

但改革绝非一蹴而就。一位资深学者向记者坦言：“要真正扭转‘唯数量’导向，需要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双向发力。”罗哲则从党性高度给出答案：“要直面学术差距，以真抓实干破解发展难题，避免‘政绩冲动’与‘为官不为’两种极端倾向。”

对广大社科工作者而言，这场反思最终要回答一个根本问题：“为谁著书、为谁立说、为谁服务？”庞立生认为，唯有将“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与“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统一于学术实践，社科工作者才能真正担负起“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的历史使命，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真政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