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方婴

习近平主席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的贺信明确提出，希望各位专家学者担负起古典学研究的使命，为促进文明传承发展、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作出更大贡献。这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第一次向古典学这门古老而又现代的学问发出的殷切期盼与时代召唤，这也是一个国家的文明抱负与一个学科的学术使命的历史性相遇。

习近平主席的贺信让我们意识到，古典学学科始终要与国家的文明传统和文明关切紧密结合在一起，建设中国的古典学要立足于中华文明自身的传统，同时要做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大古典学”。不应固守旧有的学科边界，把古典学仅仅视为古希腊罗马之学，而是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在“两个结合”的统领下重新定义古典学的内涵与外延，革故鼎新，以宽广的胸怀面向人类文明史上一切拥有传世经典的奠基性古典文明。古典学研究者不仅要基于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将对清末民初之前的中国历代典籍整理、研究纳入古典学的范畴，还要深入认识西方文明的根基，建设中西合璧的古典学。中国的古典学应立足本土，培养“兼通中西之学，于古今沿革，中外得失，皆了然于胸中”（皮锡瑞语）的新时代栋梁之材。此外，中国的古典学要自觉摆脱西方中心主义，建立自主的古典学学科话语体系。要为古典学注入多元共生、平等和谐的古典精神，将中国精神、中国立场和中国风格铸入其中，进而全面反思和总结全人类的文明经验和教训，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熔铸一种“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文明理论。

回顾古典学的学科发展史，古典学自诞生之时起就是一门既古老又现代的学问。19世纪，随着欧洲现代大学学科和学问体系的形成，古典学在西方现代教育体制中获得建制性的发展，古典学者对古希腊罗马典籍的搜寻、整理和阐释为现代西方文明的思想先驱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资源。可以说，古典学是西方现代文明形成的基本动力因素之一。建设中国的古典学涉及中华民族所面临的文明抉择问题：在实现现代化发展的同时，如何葆有中华文明的根本德性？进而言之，如何汲取古典文明所蕴藏的古典智慧助力建设现代文明新形态？

习近平主席2014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强调，“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尽管“古典学”是一个外来词，但古典学一直内在于中华文明漫长而灿烂的历史长河之中，诸多典籍奠定并构建了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和思想品质。晚清以降，伴随“西学东渐”，中西方文明发生激烈碰撞，面对西方文明的挑战，如何与中华文化传统保持血脉关系一直是中国现代学人无法避开的问题。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这个新的起点即我们正在致力于实现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场史诗般的历史行动是古老的中华文明浴火重生的重要契机。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命题，这一命题不仅具有极为明确的现实指导意义，也具有深远的世界历史意义。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绵延5000多年至今未曾中断的灿烂文明”，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政治体的更新迭代必然会面临如何处理当代与古代文明关系的问题。“古今中西之争”源于19世纪以来中国一直面临的西方挑战，只有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解决这个难题才有了稳固的政治基础。

这意味着，发展中国的古典学，必须与正在走向民族复兴的古老中国所面临甚至迫切需要解答的文明冲突问题结合起来。中华民族共同体与其他古典文明（古埃及、亚述、古伊朗、古印度等古代文明）并无历史性冲突，而“古今中西之争”则清楚地表明，现代中国面临的是中西文明之间的历史性选择。因此，古典学开科设教的根本目的在于化解自文艺复兴时期以来形成的西方现代学问的挑战，破解古今中西之争。这一新的起点和新的使命既是建设古典学的机遇，也是挑战。

19世纪末，著名的德国古典学家尼采曾提醒古典学界：古典学“出于道德动机整理故书”，它“以高贵的信念为前提”，为了“即将到来”的国家担纲者而阐发古传经典中的智慧和德性。这意味着，古典学不仅肩负着守护古传经典遗产的使命，更为重要的是，它承担着用古典智慧滋养每一代国家栋梁人材的责任。说到底，中国的古典学在立足于自身文明传统的同时，也应对中西方古代传世经典进行整理与研究。

如今，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盛世必修典籍，修典最能彰显盛世的文明品质与精神风采。传世经典是人类智慧的历史结晶，也是人类文明赖以发展的基础。我国历代盛世无不修典：唐朝盛世编修五经、清代康乾盛世编修十三经，新中国成立后编译马列经典、整理二十四史，历史功绩有目共睹。中华文明有着吸收外来文化的优良传统，中华文明内在的丰富性与包容性使其有能力化解那些对传统生活方式构成重大挑战的异质文明，中华文明在延续自身的同时，返本开新，熔铸经典。新时代的修典不应只是重修中国传统经典，使之适应中华文明创新性发展的新气象，也要翻译西方古希腊罗马文明和欧洲近代古典文明的传世经典。这将是一个庞大的系统性工程，21世纪的中国学术若要有所成就、有涵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学术底气，需要深入掌握西方传世经典。

涵化西方现代文明的挑战，意味着现代中国思想将日益成熟和从容，从更具历史纵深的视野出发思考中华文明的未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史无前例的世界历史意义。文化自信和制度自信既是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也是中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本保障。我们要认识到，中华文明对建构公正平等的世界文明秩序负有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凡此都离不开古典学的支持。100多年来，我国学界主要致力于研究自18世纪以来的西方现代文明，较少研究和翻译西方文明的古典渊源，特别是从容审视西方文明的整个传统。近20多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强劲提升，中国学界对西方文明的认识开始向其古典面向推进，我们开始审视和重新认识西方文明的整体面貌。

面向现实和未来，要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就要重视古典学的学术建设。随着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在希腊雅典设立，中国的古典学不仅有了一个与国际古典学界进行学术交流和资源分享的世界舞台，其自身的文明抱负也有了一个切实的依托。相信随着首届古典学大会的召开，中国的古典学学科建设将跨入一个历史的新阶段。

面对人类社会的永恒论题和现代世界的诸多挑战，中希两大古典文明有必要加强文明交流与互鉴，携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而中国古典学界只有在“古今中西之争”的思想张力中理解并推进古典学研究，才能更好地践行全球文明倡议，担负起自己的时代使命。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